1979年台美斷交、風雨飄搖之際，美國卻在數月間制定了一部「台灣關係法」，確立了台灣往後30多年的政治穩定格局。在其間斡旋促成聽證會舉行和此項立法，有台灣地下外交部長之稱的王能祥透露，當年主持法案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裴爾(Claiborne Pell)，曾在二戰之後差一點就當上台灣民政長官，「他如此投入促成立法，可能跟這段經歷有關。」
新頭殼開放編輯室節目今(30)日專訪台灣旅美民主人士王能祥，高齡已經80歲的他，談到當時他在美國促進「台灣關係法」的種種歷程時，仿如歷歷在目，更首度披露了當時不為人知的一些運作內幕。
王能祥表示，在台美斷交之前就已經出現許多傳言，他對國際政治外交並不很懂，憑著一顆愛台灣的心和憨膽，他透過朋友找到當時還是菜鳥的眾議員李奇(Jim Leach)，向他說明了當時台灣內部的種種狀況，熟悉國際政治的李奇也非常熱心，願意一手包辦。
不僅如此，王更找上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裴爾(Claiborne Pell) (當時為資深參議員)就台灣要求民主自由的立場進行商討，並以「郭雨新」的名義寫了一份報告；透過這份報告，王能祥不僅在「台灣人權聽證會」上向美方表示，台灣人的將來應由台灣人自己決定，更強調美國應該主動照顧逐漸興起的台灣進步政治勢力。
王能祥說，二次大戰後，美國對台政策有兩套版本，分別是海軍版和陸軍版，如果採取海軍方案，當時在海軍服役的裴爾將會成為台灣第一任「民政長官」，但後來美國政府選擇了陸軍方案，也就是由麥克阿瑟主導，因而與台灣錯身而過。
王能祥表示，當初他找裴爾協助時，並不知情這些過往，知道後，才理解裴爾為何如此用心為台灣關係法而努力，可能是為了彌補後來台灣發生228事件、白色恐怖的遺憾。而且，裴爾當時決定以「國內法」立法，讓他大感不解，後來看到此法對美國形成必須承擔保護台灣的義務，讓中國無法插手的情形，讓他更加佩服。
大學時代就讀台大政治系，到美國改行成為會計師的王能祥表示，他小時後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家裡掛了兩面國旗，一面是日本的太陽旗，一面是日本人所謂的狗旗，也就是清國旗。
這讓他對台灣的國籍問題從小就感到困惑。
後來到美國留學，當時在美國只有一個「中國同學會」，而由其他台灣人組成的「台灣同學會」則不被學校所承認。在王能祥接任這個地下同學會會長不久，他向催促學校召開了「聽證會」，接受口試，竟取得所有30個委員的認同，將原本地下的台灣同學會轉變為真正的台灣同學會，大家都稱他是台灣人的「黃埔軍校校長」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1973年他擔任台獨聯盟外交部長，開始與美方進行交涉，並積極尋求美方的援助；首先，王能祥便提出「政治台灣化」的主張，針對台灣的「萬年國會」問題，他向時任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表達了應該改革的意見，透過美國的壓力，促成了上未全面改選之前的台灣國會議員「增額補選」制度。
王能祥表示，後來，在一場美國國會對辛巴威的「多數政治」外交政策宣示的場合，該位外交委員會主席藉這個機會，表達了不只非洲有少數人把持政治的情況，在亞洲的台灣，同樣出現這種現像。他這一席話，讓王能祥十分感動。
前外交部長黃志芳日前在一場王能祥的八十壽宴場合中，公開推崇王能祥，認為雖然他是地下外交部長，卻比他們這些好幾任的正式外交部長的貢獻還更大。篤信基督教的王能祥表示，以往的人多各掃門前雪，但台灣人應該要「兼善天下」，互相照顧經營台灣的未來。他相信沒有什麼難關是過不了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