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我們把新竹縣近年來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放在一起觀察,就會發現,真正值得討論的,早已不是單一司法案件,而是地方治理是否已經出現制度性的失靈。
民主政治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則,就是司法可以審判個人是否有罪,但政治必須接受人民對治理能力的檢驗。因此,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,不是預設任何人的司法責任,而是必須誠實面對一個事實:近幾年,新竹縣幾乎所有重大公共工程爭議,都集中出現在工務治理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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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竹北「豐采520」天坑事件開始,社會看到的是公共安全危機;從檢方起訴內容來看,涉及的不只是建商施工品質,更包括行政監督是否失靈、建築管理是否遭到扭曲,以及地方政府是否善盡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。雖然一審判決新竹縣長楊文科無罪,全案仍可依法上訴,但時任工務處長江良淵及豐邑建設相關主管遭判有罪,代表司法至少認定部分公務員與業者存在違法情事。這也意味著,社會不能因為一位政治人物獲判無罪,就忽略整個治理體系所暴露出的問題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,天坑案並不是孤立事件!
隨後爆發的污水下水道工程弊案、土資場管理爭議,以及工務系統接連遭檢廉搜索,都指向相同的問題:當公共工程從規劃、發包、施工、監造到驗收,每一個環節都反覆出現司法案件時,我們不能再把它理解成「個案」,而必須思考是否存在結構性的行政文化與制度漏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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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也是為什麼近半年來,不少政治評論開始討論新竹縣是否形成長期的地方政治利益網絡。這類評論可以有不同看法,也應接受檢驗,但人民真正關心的不是誰說了什麼,而是為什麼這麼多重大案件,會持續集中在同一套治理體系之下發生?如果制度沒有問題,為何相似的弊案會一再重演?如果監督有效,為何公共安全事故會反覆發生?
因此,人民有權要求政治人物回答,而不是保持沉默。特別是長期與楊文科關係密切的立委徐欣瑩,很難置身事外。這並不是要把任何司法責任延伸到他人身上,而是政治責任本來就不同於司法責任。當地方治理遭受如此嚴重的質疑時,一位長期代表地方、並以「陽光政治」作為政治品牌的立法委員,更應向選民說明,她如何監督地方政府?又如何回應人民對治理品質的疑慮?
政治人物真正需要接受檢驗的,不只是口號,而是公共治理的成果。
同樣值得重新檢視的,還包括徐欣瑩過去推動《殯葬管理條例》與《宗教基本法》等修法。相關法案曾引發外界不同意見,部分法律界、民間團體及媒體質疑,修法內容可能涉及殯葬基金運用、納骨塔交易透明度及宗教法人管理等議題;支持者則認為,修法有助於產業制度健全與宗教自由保障。正因如此,更需要公開、充分且嚴謹的政策辯論,而非簡化成政治對立。
然而,相較於這些法案,更值得新竹縣民追問的是:地方最迫切的公共治理問題,究竟改善了多少?
2019年新豐、湖口嚴重淹水,2026年豪雨再度造成重大傷亡。七年的時間過去了,新竹縣完成多少區域排水改善工程?多少滯洪池、防洪設施、河川整治已經完工?還有哪些重大建設仍停留在規劃與爭取階段?極端氣候已經不是未來式,而是現在進行式。如果地方治理的重點始終沒有放在提升城市韌性與公共安全,那麼每一次豪雨,都可能再次付出生命與財產的代價。
同樣值得檢驗的,是歷任新竹縣區域立法委員的中央協調能力。從林為洲到徐欣瑩,究竟為新竹縣爭取了多少治水、防洪、河川整治及重大公共建設預算?哪些工程已經落實?哪些仍停留在行政程序?民主政治不是只有選舉時的拜票,更重要的是選後能否把中央資源真正帶回地方,轉化為人民看得見、感受得到的公共建設。
最後,我想提醒的是,民主政治從來不是對任何個人的審判,而是對治理能力的評價。人民投票,不只是選擇一位政治人物,更是在選擇一套治理模式。如果一個地方長期出現工務弊案、公共安全事故、治理爭議與基礎建設不足,那麼真正需要反省的,就不是某一件案件,而是整個地方治理是否已經失去人民的信任。
因此,新竹縣民未來真正需要思考的,不是哪一位政治人物比較會宣傳,而是哪一套治理模式,能夠讓公共工程更透明、行政監督更健全、城市更安全、人民更安心。
因為,民主最終衡量的標準,不是政治人物說了多少,而是人民的生活,究竟有沒有因此變得更好。